作为与五四运动同龄的知识分子,钱谷融先生已近百岁高龄。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将为钱先生庆祝百年华诞,并“广邀海内外专家学者,隆重举行学术研讨会,让亲承先生指授沾溉的数代学人重聚丽娃河畔,再度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感受先生的人格力量,重温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誓言”。

　　当年作为学子,我曾有幸聆听钱先生精彩的讲课和讲座,后来又有机会与钱先生有过不少交往。多年前,我从钱先生俄罗斯文学“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的话语中发现,钱先生与俄罗斯文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俄罗斯文学正是我研究的领域之一,可以向钱先生请教的问题很多。最近,我再次来到钱先生家中,既是在其百岁寿庆之年探望他老人家,同时也想再与先生聊聊他与俄罗斯文学的那些往事。

　　“俄国文学影响我的整个心灵”

　　陈建华:钱先生,20年前,您为拙著《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写了序。在那篇序言里,您说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您这样写道:“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熏育之功不可分。”这段话的分量很重,俄罗斯一家重要刊物曾引用您的这段文字,以此来说明您及与您同时代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文学的关系。那么,您是在怎样的情景下接触到俄国文学,并开始对其产生兴趣的呢?

　　钱谷融:我已经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是哪一部俄国文学作品了。不过,我记得最初读的那本书当时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当然,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俄国文学是与我青年时代的生活紧密联系着的。

　　我是1938年考入中央大学的。那时中央大学正内迁到四川,校址设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另在柏溪建立了分校,那里环境很幽静。我那时正沉浸在对父母和家乡的怀想和思念中,便借着小说来排遣。在高中以前,我读的主要是中国的旧小说,进了大学才开始接触外国小说,这使我一下子眼界大开,面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到许多与旧小说里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风尚习俗,与我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引起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起对青春、对未来岁月朦胧的憧憬和诗意的幻想。一个时期,屠格涅夫使我十分着迷,他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空闲时光,《初恋》《春潮》《阿霞》《浮士德》……我一部接一部专注地阅读。屠格涅夫作品中清幽隽永的抒情气氛,他那充满感伤和哀愁的调子,与我自己思念亲人和家乡的凄凉悲苦心情结合在一起,使我深深地陷入一种流光易逝、好景难再的悲凉哀伤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可是,说实在的,我也并不真想从这种境地中挣脱出来,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悲凉,却是种甜蜜的悲凉;尽管哀伤,却是种温馨的哀伤。实际上我是乐此不疲的。

　　陈建华:除了屠格涅夫,您对契诃夫也很熟悉。我们系(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在为大学生演讲时谈到契诃夫的《海鸥》,特别投入,非常陶醉,好像整个人都沉浸到作品的艺术境界里面去了。

　　钱谷融:契诃夫这个作家,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接触也比较早。在我看来,他的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远在莫泊桑和欧·亨利之上;他的戏剧作品同样很出色,当年肖伯纳在看了契诃夫的剧作后居然想把他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我觉得也弥漫着一种哀愁与忧郁的气氛。他的哀愁虽是淡淡的,忧郁却十分浓重。你刚才提到的契诃夫的《海鸥》,我其实不止一次在讲座或文章中提到过它。这部剧作第一次在俄国皇家剧院上演时给演砸了,演员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剧本,感情不合拍,找不到恰当的节奏和色调,契诃夫的富有诗意的台词,却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后来,这个剧本改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领导的剧团演出,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胜利的标志。我给学生强调的是,艺术这东西差不得一点点,对于契诃夫作品的把握尤其如此。契诃夫在剧作中不会让他的人物毫无节制地去铺陈感情,他的人物都是比较含蓄的,倾向于自我克制的。他的剧作抒情性和动作性结合得很好,抒情性更鲜明、更突出些,而动作性要清淡得多、朦胧得多,仿佛只是渗透、交织在抒情性之中的一种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