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讨论的重要话题。哲学的求真精神导致了科学的产生,很多哲学家据此认为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应该指导科学;人文学者多持有类似看法,但费曼和温伯格等科学家对此不以为然。所谓求真精神,指的是哲学家既不满足于世界对“我”呈现出的样子,也不以推类方式主观地理解世界,而是试图对象化地研究世界、伦理道德的根本道理和根本秩序。笔者试图讨论哲学的求真精神如何导致科学的产生,以及各门科学纷纷脱离哲学独立发展之后,哲学除了“指导”科学,还能做些什么?

　　希腊哲人的求真精神及其结局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卷首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种知识的冲动构成了希腊哲学的底色,也构成了科学研究将世界对象化处理的开端,而科学研究所关注的事物本身的知识,也在希腊哲人对事物“是其所是”的讨论中得以窥见端倪。

　　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哲人始终试图在一个统摄万物的知识框架内,寻求有关世界的终极答案。但人们眼前的世界是流变的,因而流变世界背后的道理便成为知识的合理来源。据此,哲学史才将首次提出世界的始基是水的泰勒斯奉为第一个哲学家。世界的基础、本质等知识论问题便正式成为哲学史的主题。流变的世界及其背后的本质或基础构成了希腊哲人的知识论思考框架。与知识成对出现的概念便是意见,后者对应于流变的世界。在希腊哲人眼中,能够承担知识的才是真正的存在,而意见世界仅仅是变化无常的现象。知识领域的建立有赖于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学及其抽象性的重视,更有赖于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推崇,以及巴门尼德以逻各斯为前提建立的真理概念。这一知识领域的建立过程,也即希腊哲人对现象世界逐步贬抑和抛弃的过程。

　　最终,知识领域与现象世界彻底断裂。这种断裂无法回应《美诺篇》中对知识领域是否存在的质疑:人何以寻找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即便找到,又如何确证那就是自己想要找的东西。如果通往知识领域的道路无法建立,知识的合法性也必然受到意见领域的强烈质疑。

　　因此,为现象世界和知识领域建立一座桥梁,就成为希腊哲人的紧迫任务。这一过程经历了一次变奏。这次变奏体现在德谟克利特对事物知识的讨论中。他将知识与意见的区分转换为事物本性与人们感官习惯之间的差别,进而将哲人们拯救现象的任务转换成拯救道德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便不难理解苏格拉底为何尤为关注伦理德性知识,而不为自然哲学所动。但是,苏格拉底对伦理知识的探索往往将对话者带入茫然的困惑境地;而柏拉图雄心勃勃的“回忆说”也至多证明了数学知识的先天性,德性之知仍遥遥无期。亚里士多德则在伦理学中对常识有所让步,进而将实践智慧与知识进行区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化解恩披里克等怀疑论者基于意见和现象而对知识的强烈质疑。

　　怀疑论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希腊哲人对知识豪情万丈的激情,已化作枯寂的死灰,终止信念,冷漠地生活成为哲人仅存的选择。至此,希腊哲人的知识论雄心降格为对教理的无条件信奉。

　　科学的发展及哲学的式微

　　历史地看,基督宗教对希腊哲人知识冲动的阉割并非一劳永逸。毕竟,若关于世界的信念并不与世界本身一致,这种信念的保持则只能依靠强力。复颂和宣传尽管能制造某种真理的假象,但也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当人对世界的好奇之心得到数学、实验等工具的支撑后,来自真实世界的信息必将击溃信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才说,近世数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拯救现象的哲学任务。而人们通过数学语言认识自然,也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传统。科学的量化视角成为现代人认识世界的最主要特色。如果说希腊哲人的座右铭是存在即能被认识,那么现代科学家的箴言便是存在即能被量化。这一点也反映在现代逻辑学的发展之中,蒯因有言,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