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思潮及保护主义倾向在发达国家明显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认为,保护主义倾向是对全球经济的一个突出威胁,容易造成贸易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混乱,出现了对零和博弈政策方法的支持,而这会损害国际贸易伙伴关系及更广泛的多边合作。

　　尽管发达国家内对于全球化及全球贸易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金砖四国”概念首创者、英国财政部前商务大臣吉姆·奥尼尔却一直大力倡导全球化及自由贸易。多年来,他致力于新兴经济体、全球贸易、全球治理及世界经济研究,围绕“金砖四国”著述颇丰,经常就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国际经济金融相关主题撰文,还为多家国际媒体撰写专栏。奥尼尔指出,全球化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惠及各方。近日,围绕全球化、自由贸易及世界经济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在伦敦对奥尼尔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而目前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贸易的民粹主义思潮,您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什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认为,尽管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很多发达国家未能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广泛共享,致使成果主要由位于收入顶端的少数富人所享有。您认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否是这种民粹主义思潮泛起的根源?

　　奥尼尔:我想这是一种典型的简单化的表述。尽管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但却并不完全是事实。比如在英国,按照基尼系数测定出的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比20年前要稍微低一点。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有所上升,而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则有所下降。当然,一些像英国这样在数据上显示不平等有所缓解的地方,如果将房价考虑进来,那么贫富差距确实有所加剧。

　　但是,在全球层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去数十年已经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贫困。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联合国在2000年时所设定的到2015年极端贫困减半的目标,早已于2010年完成。有人预计,如果这种趋势能够继续下去,到2035年,联合国所定义的贫困将在全球得以根除(非洲地区除外)。这是一件引人瞩目、值得庆贺的大事。

　　我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只要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贫穷,即使不平等有所加剧,也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尽管有人对于世界经济抱着悲观的态度,但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国内生产总值(world GDP)的增长要比之前更为强劲。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社会机会均等,尤其是在教育及健康医疗方面的机会均等。与其过于关注收入不平等或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如多考虑如何给人创造均等的机会,让其取得自己所期待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该如何逆转这种反全球化及全球贸易的民粹主义思潮呢?

　　奥尼尔:如果自2016年底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会有显著提高,目前这种民粹主义思潮就会有所退潮。我所关注的很多指标都显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会超过4%,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增长水平。想要锦上添花,尤其是预防世界经济增长再次变缓,我认为关键是要采取措施,制定政策,使劳动者的收入有更加显著的增长,并且使西方企业在获得真正利润时有更大的挑战,而不仅仅是精于管理资产负债表。需要让西方的跨国企业认识到“理性的利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不要再过于关注季度资产负债表报告。

　　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而且是在世界不同的地区都得以实现,我认为这种反对全球贸易的情绪就不会再那么高涨。最近有一个好的迹象,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地区的经济都同时得到改善,在美国、欧洲、中国、印度等地,都有经济增长改善的迹象,如果这一势头持续下去,我想这种负面的反对贸易的情绪就不会长久。

　　同时我也认为,确实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进全球化所带来的某些弊端。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里,跨国公司所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利润份额有所上升,这有些异乎寻常,也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悖。在理论上,在某行业有多年的可观盈利后,将会吸引很多新的加入者追逐同样的利润,而如此一来,由于竞争者的增多,整体的盈利能力将会下降。然而这在实践中却并非常见,具体原因也不明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各行各业都为新加入者制造了极大困境。无论原因为何,跨国公司需要利用其长期的盈利来对自己的业务进行投资,不仅要考虑其行业所带来的外部性,还要考虑一些市场失灵的情形。

　　医药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2014—2016年主持过抗生素耐药性的评审,研究的问题包括大医药公司为何不去生产更多有用的抗生素。结果发现,原因是其标准狭窄,如果要尝试生产更多有用的抗生素,成本就非常昂贵,无法盈利,所以他们就不去做。我们估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10年内花费大约400亿美元。然而,尽管这一数额庞大,但实际上美国前三大制药公司在过去10年内回购自身股份的花费,比这个数额还要大。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赚取了巨额现金,而又很难找到易于获利的产品进行生产。另外,这么做还对其市盈率很有益处,而且行业高管往往都是以市盈率为基础获取酬劳的。在很多行业都有这样相同的情形,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决策者应当设法降低回购股份的吸引力,至少应当设立限制条件,以鼓励公司进行更多的真正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