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的新书《大趋同: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11月15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鲍德温介绍了该书主体内容以及他对全球化的本质和影响等问题的看法。

　　重划知识的国际边界

　　鲍德温提出,研究全球化的一个切入点是产品流动、思想(知识和技能)流动、人员流动的成本,这三项成本制约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捆绑”程度,鲍德温称其为“三个串联约束”。例如,当水路运输方式是借助风力行船、陆路运输方式是依靠畜力拉车时,远距离商品运输基本不会带来利润;由于人被“绑定”在固定地理区域,生产与消费也被“绑定”在一起。随着科技进步,现代化交通和通信工具降低了实物远程运输成本,消减了思想和人员流通的障碍。在此意义上,全球化可看作生产与消费逐渐“解绑”的过程。全球化进程中有过两次“解绑”飞跃:第一次在19世纪早期,开启了“旧全球化”或称“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时代;第二次在20世纪晚期,开启了“新全球化”或称“大趋同”时代。

　　参照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凯文·欧洛克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森的研究,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始于1820年左右,工业革命的标志——蒸汽动力的改良使产品流动成本大幅下降,更多人能够消费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这是生产与消费的第一次“解绑”。然而,尽管消费市场扩大了,工业仍聚集于现今所称的发达国家并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而由于那时思想和人员的流动成本依然很高,这些创新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走出发达国家,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延续的产业集聚、创新和经济增长螺旋,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迟于、慢于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延续至今的南北经济鸿沟。

　　1990年左右,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思想流动成本大大降低,催生了以离岸外包为特征的第二次“解绑”——通信手段显著改善使远距离协调复杂活动成为可能,源于第一次“解绑”的南北工资差距,意味着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迁至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企业利润。不过,跨国企业不只是将生产线移至海外。为确保离岸外包部分能与留在本土部分无缝衔接,这些企业将市场营销和管理模式、专门技术一并带到了低收入国家,引发了大规模“从北向南”的知识和技能流动。因此,这次“解绑”又被称为“全球价值链革命”,它重划了知识的国际边界,工业竞争力越来越多地由国际性生产网络而不是国界划定,这也是新、旧全球化之间的最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