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在3月的最后一天猝然离世,这位著名文学评论家从星空陨落,一时间引起巨大反响,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长期以来,评论家的劳动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评论”似乎只属于评论家之外的别的人,而与评论家本人无缘。评论家天生就是评论别人的,评论家一般不应得到评论,这些似乎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铁律和常态。雷达为各地无数位作家写过评论,参加过无数次研讨会,为无数位文学新人或文坛名家写过序,在许多作家的成长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评论界对他的评论的评论却很吝啬,只有他学生辈写过少量文字,在北京也没有为他举办过研讨会。今年3月中旬,凝聚他一生心血的《雷达观潮》出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仍然说:出了就出了,现在看来简直就没有什么反响。话说得很悲凉。而随着雷达告别这个世界,一个文坛辛勤劳作身影的消失,一个独特声音的远去,人们才感到一位伟大批评家辞世所造成的空白几乎是难以弥补的。

　　作为一个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和评论家,雷达以深刻的认识和极为宏阔的视野,开辟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他提出的许多命题颇为独到、一针见血,他查找文学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概括抽象出的一些结论,至今仍然不无启发和引领的意义,为当代文学经典化开辟了巨大的可能。2014年,雷达应邀在《文艺报》开办专栏“雷达观潮”,以文学思潮、现象和问题为主要选题,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研判的深入与思想的敏锐,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比如他提出,关怀人的问题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文学批评平庸言说的“过剩”与富于个性实效性评论的“不足”是大问题,以十年为单元的“代际划分”有可能阻断作者对生活本身的拥抱、体验,文学与新闻的纠缠考验着作家能否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文学遭遇影视“筛选”的同时也在反改造,有效而有价值的阅读必须得到拯救等等。再比如,他的文学批评有强大的问题意识,他在一个时期里,紧紧围绕文学创作的“症候”,提出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当代文学缺少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作家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作家要拥有精神超越性和生活整体把握的能力,当代文学要把提升原创与遏制复制作为努力方向等等。开设“雷达观潮”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健康也面临着诸种问题,但依然要求自己“思想尽量不老化”,有锋芒,不可炒冷饭、说套话,尽量提出一些新问题、真问题。在当代文坛普遍缺乏问题意识的时候,他观潮目光如炬,行文沉稳有据,他的跋涉殊为不易,在今天看来犹有意义,不少提醒和警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彰显其意义。

　　雷达文学评论的突出价值,我想,还在于他对当代文学整体存在的相伴相生相助意义,还在于他作为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命名者构成的血脉关系。雷达的文学评论实践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关心着文学的现实发展,从没有脱离中国文坛现实的场域,自始至终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成长。他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在场者,风雨兼程,不遗余力地发光发热,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长度,对当代文学实践热情参与,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陈忠实、莫言、王蒙、铁凝、张贤亮、贾平凹、路遥、刘恒、刘震云、张炜,还有更多的作家,都曾受到过他的指点,他为这些作家的成长、存在不停地鼓与呼,他甘当人梯和使者,他是不倦的观潮者。雷达作为民族精神发现与重铸的提倡者,是“新写实”思潮的归纳评述者,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缩略时代”的命名者。2009年,他在《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一文中提出,到那个时候为止的三十年当代文学的贯穿性主题,就是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是当代文学审美意识变化的关键词。他的那些富于学理的分析与提醒,无不来自对当代文学的细致观察,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历史的美学的”观点的实践者,始终表现出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执着坚守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