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祖国大陆对于“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已经超过30年,并业已取得了诸多研究硕果。可喜的是,人民出版社于今年推出了郭齐勇先生的新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以下简称新著),全书50万字,厚重典实,洋洋洒洒,从总体宏观上推进与局部微观上深化了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

　　新著不仅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结题成果,也实为作者数十年来,持续精研现当代新儒家思想丰硕成果的结晶,贯注与洋溢着作者的儒家情怀、人文精神、宏富学识与精深智见,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从倾向“西化”回到“传统”与弘扬“传统”的心路历程,表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和风格。作者认为,“只有坚信传统蕴含着应时而化的内在生命,坚守中国精神的价值系统,才能走出古今之争的对立格局”(新著,第488页。以下所引,仅注页码)。有其人必有其言,足征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的遗训。展读是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启发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新著站在有关当代新儒家思潮学术研究的前沿高地,以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一主轴和基线,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化与历史的综合通观进路中,对当代新儒家思潮进行了回溯性、全盘性的考察。新著将“现当代新儒家思潮”,置于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过程而出现的、世界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大潮的“国际文化现象”中进行审视,认为与自由主义、科学主义鼎足而三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乃是“五四”思潮和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力量,现当代新儒家并非是异军突起、孤立产生的。“从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国字号运动到现当代新儒家,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第10页),因此“它属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大的范畴”(第2页)。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一直处于相互交错共进的发展态势之中,而今则正值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时代,由“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与影响,孕育出了充满歧义和争议的当代“大陆新儒家”时潮,该书作者即是接续当代新儒家而启的“大陆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30余年来,作者亲历、见证与参与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运动,因此他在对“现当代新儒家思潮”的研究中,始终不离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这一主轴和基线,并能自觉地回溯到其历史过程中去,结合具体的思想运动或事件(如论战、书院与杂志的创办等)来展开,最后则又达到总体性地全盘通观与论述。由于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是一历久而持续的思想文化运动,早已超过了三代的发展,形成了若干个“家族”共同体内的小群体,其主要代表人物多为学贯中西、统贯三教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横跨学术与政治的名学者,思想复杂,头绪繁多,很难从单一的视角和进路去把握这一思潮及其群体和个性。为此,作者采取了一种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化与历史的综合通观进路去多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与把握这一庞杂思潮,然后旁通统贯,自得于心,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与风格的研究策略,力求做到整全大体上“通”,部分群体上“透”和个体个案上“深”的“透视主义”的效果。虽说这是一种回溯性的历史的研究,但恰恰是要透过“历史”,而返回“现实”,并开创“未来”。作者说:“中国近代文明发展得以构成‘连续’与‘变革’的统一,而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国文化精神亦可借此而开显出源头活水,最终脱离西方现代单一度量中国古典精神的尺度,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第489页)作者的苦心孤诣,不难于此而察知。

　　其二,新著在充分吸取了以方克立先生和刘述先先生为代表的对于“当代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家”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外延上拓展了“当代新儒家”或“现当代新儒家”这一概念,在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第四群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共计15人的基础上,补充了蔡仁厚(第三代第四群),以及陈荣捷、陈大齐、谢幼伟、张其昀、胡秋原6人(对于后5人未定代与群),拓宽与推进了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认识,充实与丰富了现当代新儒家思潮的研究内容,对于促进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均有积极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