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与庭训

　　冯天瑜成长于辛亥首义之城武昌,他的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名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一期生,受教于梁启超和王国维,专攻历史考据学。冯永轩1926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梁启超集宋词名句、王国维选取东晋陶渊明《饮酒诗》之一,手书赠予他。梁、王条幅长年悬挂于冯家堂屋,冯永轩又时常谈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冯天瑜自幼就对梁、王二公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自少年时代便泛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史地书籍。这首先得惠于他就职湖北省图书馆的母亲张秀宜。冯天瑜自小学3年级至高中毕业,一直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每天放学归来,照例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初中以后,为图书馆浩博的藏书所吸引,遂改弦易辙,变为成人阅览室的常客。令他摇情动魄、形诸舞咏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早年从这些名著中获得的对于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于他后来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展开。

　　少时冯天瑜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这类书的阅读经验,使得他足不出户,便可神交古人,泛游九州。有段时间,他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常一连几小时阅看不息,以至于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这种生动而具体的空间感的培育,对于冯天瑜日后成为史家,也有特别意义。因为历史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之内运行,史家必须同时具备清晰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意识,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质地感、度量感,如历其境地体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图右史”“知人论世”,方能达到对研究对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以来的积累,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高中毕业前,家庭的变故断绝了他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冯天瑜只得报考与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成了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的一名学生,但他对于文史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消退。

　　大学期间,冯天瑜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陆续发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冯永轩对于儿子喜爱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他由泛泛阅览到逐渐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步入研习经典的大门,正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的这段庭训。

　　历史文化语义学

　　1994年,冯天瑜调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学术视野更为辽阔,除了中华文化史、明清文化转型研究以外,他还开辟了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等全新研究领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授课并从事研究,得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并潜心开掘异域史料,进行中、西、日文化比较,将文化转型研究向深广处拓展。

　　1998年至2001年,应日本爱知大学之聘,冯天瑜在该校现代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讲授有关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课程。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他得以切身体验日本社会,并利用日本丰富而便捷的藏书系统,从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较和中日文化交互关系诸问题。冯天瑜选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为研究方向,这既是探索中日关系的富于特色的角度,又能借助日本人周密、系统的实证考察,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参照系。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访清使团”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并在方法论上应用陈寅恪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的三条做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写成《“千岁丸”上海行》一书,“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茅家琦语)

　　考究术语生成史,是冯天瑜在日本讲学期间的另一致思领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本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便设立专题,详加考释,通过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朝民国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但直到讲学日本期间,他才自觉地将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正式作为一个文化史研究课题。他于此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转换、东西交会的时空坐标上展开研究,不仅对诸多汉字新语的生成、演变寻流讨源,而且透过语义的窗口,观照语义变迁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展现中国近代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历史文化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