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社科院外文所,所领导临时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一次,我见到一位学者来图书室借还图书。他气宇轩昂,目光炯炯有神,面含微笑。随即有青年人上前请教问题。只见他谈笑风生,说话声音底气很足,还亲切地捶了捶青年人的肩膀。事后,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刚才那位是钱锺书先生。我心中涌起惊喜:“啊,这就是《宋诗选注》的作者钱锺书。”这是我最初见到钱先生。

　　一部“活字典”

　　我读过一些中国古代诗文集,遇到或想到什么问题,就向杨绛先生请教。有一次,我遇到古文中的一个典故,手头又没有工具书可查,便请教杨先生。她想了想说:“去问问钱锺书,他会解释得更清楚。”隔了一天,她从钱先生那里带回一张便条交给我。那是钱先生亲笔书写的,对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解释。我真觉得钱先生是一部“活字典”。我十分珍惜这张便条,将它夹在一本书里,但后来却找不到了。我至今仍盼望着哪天这张便条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为安全起见,钱先生和杨先生与我们一起都集中住进学部的大食堂。一次,钱先生出来散步,我恰好在路旁坐在马扎上看书。他看见我在读一本古典诗词,便高兴地与我攀谈,给予我种种指点。还有一次,我与钱先生一起盘坐在大食堂的通铺上聊天。他知道我学的是梵文,便与我聊起佛经。我惊讶地发现钱先生读过许多佛经,还能说出一些佛经用词的梵文原词。

　　颇采“二西”的治学之道

　　钱先生的《管锥编》于1979年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大的震撼,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文古典学养大多先天不足的青年人来说,要读通它是不容易的。1987年,我想到可以仔细梳理一下钱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是怎样运用佛经材料的,于是就以《〈管锥编〉与佛经》为题写了篇读书札记。我在文中指出:“《管锥编》立足于中国十部古籍,以文艺学为中心,打破时空界限,贯通各门学科,将中国文化研究引入一个充满无限生机的崭新境界”。

　　《管锥编》研究的范围极广,几乎涉及人文科学的所有门类,内容博大,识见精深。鉴于这种情况,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力或学术兴趣去读《管锥编》。我便是选取比较文学的角度。

　　钱先生早在中国比较诗学开山作《谈艺录》(1948年出版)的序中,就已揭示他的文学研究宗旨和方法:“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先生所说的“二西”之书指的是耶稣之“西”和释迦之“西”,也就是西方著作和佛经。而从《谈艺录》《管锥编》可以看出,钱先生对“二西”之书浏览之广博,读法之精细,令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