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往往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学者大多只会写严谨的学术论文，而对于轻松快活的文体似乎并不拿手。而要找出能够“双栖”的当今学者，顾农先生肯定是其中著名的一位。顾农先生是文革前的“老北大”，他是研究魏晋文学史的大家，然而先生志趣远非学术所能羁绊，其思想自由，文笔随意亦非学院派所能模拟。顾先生晚年的创作也出现了“井喷”现象，一年几十篇文章见诸期刊与报纸，令学界青壮年望尘莫及。他最近的小品文集《谈非常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初看题目，《谈非常谈》有点怪。这确实并非常人所理解的“常谈”，而是“用闲谈式的随笔，将可谈与不可谈之物之事一一呈现”（刘克定《总序》）。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一则因为言难达意的表达困境，二则因为讨论对象“道”的混融，不可确指。顾先生几十年来“一直聚精会神，没有打盹”（《自序》），所以把生平读书行路的收获与感慨形诸笔端。这不仅是个人人生旅途的感慨，心路历程的见证；也是国家命运变迁的佐证，以及自己对人生与学术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讲，《谈非常谈》既非旅行的散文所能概括，也非文史随笔所能涵盖。

　　该书分三辑：《掩卷深思》《文心深处》《且行且歌》，以及附录访谈一篇。文章保持顾先生一贯的风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务求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悟，以及对生活与社会的真切感受。顾先生当初是学习鲁迅作品而成长的，而对于鲁迅的不足也多有自己的思考，并且言之有据，不失分寸。例如文中指出“《狂人日记》是主题先行”，“因为急于表达主题而显得过于紧张，倾向过于外露，艺术上缺乏余裕”。（《〈新青年〉上的鲁迅小说》）以《范爱农》的虚构成分讨论散文能否虚构，“这样写显然是虚构，是运用误会法构成冲突”，然而“差就差在虚构过头”。（《〈范爱农〉的虚构成分》）如果不是一个常年涵咏鲁迅与具有深厚文学理论修养的人，怎么能说得出来的断语？对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主旨的理解，顾先生则不仅从细读诗歌文本本身，而且结合鲁迅的审美风观，认为鲁迅“一向欣赏健美的鹰隼”，从而得出结论：“健翮”是鲁迅对郁达夫的评价与期待。（《郁达夫与诗》）虽然是一个小问题，然而背后却是知识体系的支撑。

　　相比第一辑的严谨而言，第二辑则更为自由，相当于“书话”——关于书的文章。唐弢对书话写作提出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顾先生则进一步打破了以往对书话的“四点式”，不主张书话有所谓正宗之谈。这些书话或分析书中内容，或谈师派传承，或谈作者独得心得，或谈历史渊源。如谈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就强调“感发”——同作者一起感受生活；谈黄裳的书话，就指出与清人黄丕烈的相似与变化。顾先生指出鬼对酒不避忌，甚至会对人吐唾沫。这些话题很有意思。对于失之偏颇的观点，顾先生也委婉而善意地指出。而且提出“容忍不以为然的东西，别人才有自由”。（《散文史也可以这样写——读〈中国散文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