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这种不易察觉的认知能力，使得我们的语词意义得以扩展；这种能力长期寄居于我们的大脑中，扩展我们的概念域，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言说的途径来认识世界、感知世界。

　　隐喻／隐喻性词语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非常普遍：“爱情是一段浪漫的旅行”、“时间就是金钱”、“敌人是纸老虎”诸如此类。隐喻，就是以一个更具体的对象来描述一个相对抽象的对象。这种看似简单的描述方式，使得我们能够通过一个更熟悉的概念／知识来描述另外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知识，从而扩展我们的知识视野，延展我们的心理世界。这种隐喻式的词语意义获取方式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中已经固化，不仔细分辨，我们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

　　这种看似简单、普遍的现象经过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其1980年出版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得以细致的描述。通过大量的语言学实证研究，莱考夫和约翰逊向我们证实了隐喻在人类认知、语言交际和思想中的普遍性。他们所建立的隐喻映射理论的一个直觉性假设是：我们关联世界乃至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隐喻式的，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研究只涉及对我们心智中更深层的跨领域连接的一种表面现象的讨论。

　　隐喻、语词不再被简单地看作符号，而是被看作内嵌了我们身体体验、心理模拟和想象的具有因果历史关联的生命体。一个语词的意义不仅指它相关联的事物，更是经由其最初始的符号，在语言长期进化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命名之后产生的因果链条。由此看来，隐喻式认知方式可能是我们研究人类认知本质和意义获取机制的突破点。

　　那些相对抽象的概念，比如“爱情”，我们并不能直接地看到、触摸一个能够表征这一概念的实体，但是通过隐喻，我们能够感受到、理解到爱情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获取到了那些不能直接看到、触摸到的概念的意义。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这种不易察觉的认知能力，使得我们的语词意义得以扩展；这种能力长期寄居于我们的大脑中，扩展我们的概念域，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言说的途径来认识世界、感知世界。

　　隐喻无处不在

　　在上述假设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语词是否仅仅是符号？如果语词不仅仅是符号，它所表征的意义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认可一种强的隐喻认知理论，认为一切词语本身就是隐喻，那么我们需要解释人类在几千年的进化中为何对这种认知方式更加偏好，同时这种不可缺少的认知能力是如何在神经生理学基础（我们的肉身）上实现的。这将是研究词语意义的语言学家、哲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乃至人类学家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

　　隐喻式认知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是贯穿我们研究工作的核心假设。比如，对于“时间”概念，我们往往通过“空间”这个概念来描述；我们关于时间的经验是基于对空间的体验的：“面向未来，把失败抛到过去／抛之脑后”、“把会议提前一天”诸如此类，我们倾向于用身体的“前方”表示“将来”，用身体的“后方”说明“过去”；我们在讨论“想法”这类概念时，会将其理解为“食物”类概念，“想法”可被“提取”和“处理”，正如“食物”可被“吃掉”和“消化”。神经生物学实验显示，当我们的对话中涉及隐喻时，我们试图与他人进行交流，大脑中的神经元环路会进行无意识的活动，这其中包括在大脑中镜像他者的运动过程和意向内容，大脑相同区域的神经元会得到激发。根据最近的一些功能性核磁共振研究（fMRI），当我们在理解隐喻时，我们会启动相关的运动区域神经活动，比如当听到“攀登知识的殿堂”时，与当听到“攀登家后面的小山”中的“攀登”时，都会引发相同的运动神经元活动的激活。但是当我们在理解“攀登知识的殿堂”时，我们不是真的在攀登，而是在模拟一种具体的攀登活动来理解抽象意义上的“攀登”概念。

　　当我们理解“时间”这个概念时，我们的大脑掌管“空间概念域”的脑区会得以激活。在理解一些隐喻／隐喻性概念时，我们的大脑会同时启动对应的具体运动的感知觉活动。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解决了语言意义的发生机制问题。因为不是所有语词的意义理解都会同时启动其对应的具体运动的感知觉活动，比如“责任”、“正义”等抽象语词的意义理解机制仍不清楚。

　　实验方法可为

　　强隐喻认知理论提供辩护

　　艾耶尔在其1936年的著作中宣称“一个句子，当且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对于隐喻的研究，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眼中，显然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并且是不可证实／证伪的。

　　传统的哲学思辨方法能否为我们提供好的思路？按照通常的命名原则，隐喻从一开始就是对命名中心的偏离。所谓“对命名中心的偏离”，是指“对命名中心对象”实在性的偏离。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命名的中心倾向于那些可以被公共谈论的事物或对象，或者是那些可观察到的物体，这是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的概念体系形成的基石。有些人对“敌人是纸老虎”这个隐喻中所涉及的“敌人”这一假想词，以及这一假想词语与虚构的概念“纸老虎”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对他们来说，隐喻所指的两个对象以及两个对象之间的关联是不清楚的，因而无法对它们获取确信的知识或者确定无疑的信念。

　　如果我们认可“隐喻式认知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样的基本假设，那么以“计算隐喻”为基本假设的传统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恐怕不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如果人类经验本质上是隐喻的发生基础，那么我们的经验与隐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身体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塑造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认知是涉身的，这种涉身认知假设是传统的计算主义框架所不能解释的。传统的认知主义框架认为“语词即是符号”，人类认知的本质是计算。我们用来描述认知和智能活动的基本单元是符号，无论是人脑还是计算机，都是操作、处理符号的形式系统，认知和智能的任何状态都不外是图灵机的一种状态，认知和智能的任何活动都是图灵意义上的算法可计算的。

　　面对上述困境，很多研究意义理论的哲学家开始偏向于采用实验哲学的思路。这一方法是指一批具有认知科学哲学背景的哲学家在心理学实验室借助于现代大脑研究的核磁共振方法和事件相关电位方法等进行哲学实验来为其哲学假设进行辩护的方法。通过结合传统的哲学思辨方法，以问题为出发点，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设计一系列的可行性实验，搜集实证性数据进而验证其哲学假设，以说明我们经验性的身体与语词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针对隐喻式认知本质的研究，实验哲学的整体思路可概括为：整合哲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隐喻式认知进行理论分析和概念界定，基于认知心理学实验结果所呈现的实证数据来验证相关的隐喻式认知模型，以说明我们经验性的身体与语词意义生成之间的涉身关系。在进化—涉身认知科学哲学理论框架下对隐喻研究中的关键概念进行分析，比如对涉身性、认知、隐喻式认知、意义接地问题等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论证隐喻式认知在人类概念系统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以相应的认知实验来验证进化—涉身认知科学哲学背景下所提出的隐喻式认知模型。为了说明隐喻式认知的工作机制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以一种自然主义观点下的实验哲学方法进行研究，可能为我们提供解释人类认知本质的收敛性证据，由此或可开启一门研究大脑如何创造新意义的新科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心灵与认知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1&ZD187）和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0640-k8315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省仿脑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