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故居内有郭沫若生平事迹展览。前几天，我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个展览，久久地在他创作的《蔡文姬》这部经典剧面前停下来。令人失望的是，所展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蔡文姬》剧照的文字说明，仍然说《蔡文姬》的主题是“为曹操翻案”。这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快，觉得这个展览太陈旧了。郭沫若一生写过很多历史剧，有几部已成为现当代历史剧的经典，《蔡文姬》就是其中一部。我认为《蔡文姬》的主题不是“为曹操翻案”，而是别的。

　　“两个”郭沫若 两种声音

　　关于郭沫若的《蔡文姬》主题，文艺批评界争论不断，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文案。没有形成共识的原因之一是，有“两个”郭沫若，“一个”郭沫若说写《蔡文姬》是“为曹操翻案”，“另一个”郭沫若则说“不是”。郭沫若自己发出了两种声音。

　　195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郭沫若特地写了《蔡文姬》剧本，把曹操的确当作正面形象来写。郭沫若故居展览中陈列着一张照片，他正在给周总理递一本书，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是：“郭沫若正给周总理送他刚出版的《蔡文姬》，郭沫若说，这个剧本是为曹操翻案的。”1959年2月27日，郭沫若接受《戏剧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写《蔡文姬》的动机就是要为曹操翻案……蔡文姬能够被赎归汉，不是只靠金钱，还是靠曹操的文治武功才能争取回来的。这个事件是典型的，可以通过它来表扬曹操。”这是郭沫若发出的第一种声音，那就是他附和毛泽东的“为曹操翻案”看法，通过《蔡文姬》来“为曹操翻案”。

　　“另一个”郭沫若却发出另一种声音。他为《蔡文姬》所作的“序”中，一方面说要“替曹操翻案”，另一方面，则用十分浓重的感情说：福楼拜“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感情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在这里，郭沫若强调的是“蔡文姬就是我”，这似乎把“替曹操翻案”那句话压倒了。

　　但是，当时众多评论家似乎并没有听见郭沫若这一重要的声音，也没有评论家关注、重视这句话。客观地说，郭沫若这句话是带着眼泪的无比真切的话。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听懂了他的这个声音，那就是人艺导演焦菊隐。或许是因为他亲自导演了这部轰动一时的《蔡文姬》，或者也许郭沫若私下对焦菊隐耳语，让他听到“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

　　不同意见 复合成同一种评论

　　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于1959年发表并在人艺上演后，引起热烈反响，也引起批评家的评论。但是，似乎所有评论都围绕《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是否可取而展开。有人赞成“为曹操翻案”。1959年3月6日，戎笙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认为该剧本“恢复了曹操的名誉，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揭示并肯定了《蔡文姬》“为曹操翻案”的主题。这种意见一时间成为主流看法，但也有不同意见。张艾丁在《北京文艺》1959年第6期发表的《谈〈蔡文姬〉》一文，就否定了曹操。他说，曹操在剧中所做的几件事，没有一件是值得歌颂的。有的不但不能表现出他的善良品德，甚至还更加暴露了他的恶劣本质，从而否定《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在解读《蔡文姬》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为曹操翻案”的评论家，一致认为此剧主要关涉的是曹操，他们只听到郭沫若的第一种声音，没有听到他的另一种声音。还有一些相似的争论，关注的问题都是有关对曹操的评价。此不赘言。

　　20世纪80年代，人艺重新排演了《蔡文姬》。评论界的声音是否变了呢？没有。一派人批评郭沫若，认为《蔡文姬》是“反历史主义”的，有“以古媚今的倾向”，“随心所欲地调派历史人物”。这种看法无非是说，《蔡文姬》不过是附和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意见，而不惜“随意搓揉”历史，郭沫若是“文学侍臣”，是没有“气节”的人。一时间，对郭沫若的贬抑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状态。但在《蔡文姬》重排后，也有坚持为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叫好的声音存在。例如，冬尼在《戏剧艺术》1981年第3期发表的《〈中郎女〉又“媚”的是谁——浅议如何认识历史剧的“以古媚今”》一文，就持这种看法。在很长时间内，大家似乎只听到郭沫若的第一种声音，而对第二种声音充耳不闻。众多评论家的看法复合成一种评论，把郭沫若写剧本的动机与所要表现的主题狭窄化、简单化。

　　当然，著名作家徐迟在1979年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对《蔡文姬》作出全新的解读。

　　徐迟全新解读《蔡文姬》

　　徐迟是听到了郭沫若第二种声音的人。1979年，他在《剧本》杂志发表《郭沫若、屈原和蔡文姬》一文，认为：“也许我们还能记得，当时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初初听到这句话，不由人想起了弗洛贝尔（福楼拜的异译，下同——引者注）的一句话：‘爱玛（即上文所云波娃丽夫人——引者注）就是我。’如所周知，许多文学艺术方面的名著杰作都包孕着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弗洛贝尔这句话有人研究过；郭沫若这句话却还值得思考一番。”徐迟还说：“文姬离开了她亲生儿女而归，写出了绞肠沥血的《胡笳十八拍》……这首悲怆乐曲曾如此拨动了郭沫若心弦，因为他自己也曾去国十年。那时八年抗战开始，他回到祖国，投笔请缨；抛雏别妇，而藕丝未断。这在他著名的七律诗中是讲明白了的。没有这个切身的经历，他就不会如此深切地体味了蔡文姬的哀伤。那末，他也需要诉述他心灵中的隐痛，写出他魂魄中的微颤。”徐迟对《蔡文姬》的全新解读，的确听到郭沫若的第二种声音，听见他的肺腑之言，也挠到了他的真正“痒处”。

　　从《蔡文姬》本身的形象体系看，对蔡文姬的描写占剧本容量的四分之三，并且把重点放在蔡文姬接到“祖国”的召唤后那种内心纠结的动人描写上：一方面是“祖国”的召唤，这是她日思梦想的，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她能放弃吗？另一方面，此时的南匈奴左贤王虽然已经被曹操所征服，但毕竟手中还有权力，他允许蔡文姬归汉，但决不允许把他们生养的两个儿女带回汉地。这样，《蔡文姬》一开场就展开了蔡文姬内心的这种矛盾、这种两难处境，她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似乎陷入了这不可解的内心矛盾和极度痛苦中，最终下定决心，走上独身归汉这条不能不走的路。

　　但是，徐迟的文章也有附会和言过其实之处。他说《蔡文姬》这个历史剧“触及了更深刻的政治内容”，“郭沫若早已进入他的成熟时期。这位历史学家和历史戏剧诗人曾经是有所为而写《屈原》的；又是有所发而写出《甲申三百年祭》这样重要散文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他是有所指而写《蔡文姬》的。”《蔡文姬》确实与政治有某些联系，但一定认为“触及了更深刻的政治内容”，还有些勉强，所以我说徐迟“对中又有不对”。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联系与区隔

　　要真正揭示《蔡文姬》的意义，必须从正确理解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入手。对历史剧来说，有三种真实，即历史现场的真实、历史文献的真实和剧本的艺术真实。我把这三种真实，简称为“历史1”、“历史2”和“历史3”。

　　“历史1”作为历史现场的真实，不夹带主观成分，是不可复原的，要在历史剧中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完全不可能的。“历史2”是历史文献所写的历史、史学所写的历史，其中已经夹带历史学家的主观看法，很难说就是历史的本真。“历史3”的真实才是剧本创作者笔下的艺术真实。历史学家对原本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加工。剧本作者作为艺术家，对于“历史2”又进行了加工，是加工基础上的加工，是艺术的提炼、概括和提高，很难回到历史真实，也不可能完全重复历史学家所提供的历史。

　　按照我的理解，历史学家对于其后的剧作家而言，他总是给写历史剧的人提供大致的历史线索、历史框架和时空断限等。如郭沫若所写的《蔡文姬》，总会写出南匈奴左贤王此时已经归顺汉朝，曹操提出让蔡文姬归汉，左贤王不能不同意，但又不希望她把儿女带走；蔡文姬左右为难，陷入痛苦中，最后还是决定只身归汉，回到祖国。这就是“历史2”所提供的历史线索与历史断限。

　　郭沫若之所以能把这一点写得如此深切动人，是因为他自身也有相似经历。我找到郭沫若1937年8月16日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47期的散文《由日本回来了》，其中写到七七事变后，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战时与妻儿告别的情景：“七月二十五日。今天是礼拜，最后出走的期日到了。自华北事变发生以来，苦虑了十几天，最后出走的时期终竟到了。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时半起床，将寝衣换上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均甚安熟。自己禁不住淌下了眼泪。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徐迟的文章没有提到这篇散文，只提到郭沫若“著名的七律诗”。郭沫若的确写过两首诗。第一首是回国前一天用隐语写给横滨一位朋友的五律：

　　二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同在回国前一天，郭沫若预想回到上海，又写了一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徐迟凭着这首诗，听懂了郭沫若的第二种声音，从而对《蔡文姬》作出新的解读。全剧五幕，曹操到第四幕才出场，所占的分量很有限且形象十分干瘪。郭沫若并不希望把主题建立在曹操的形象基础上，而力图建立在性格比较丰满、命运曲折动人的蔡文姬的形象基础上。因此，我认为，郭沫若的第二种声音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我们要从这里入手并结合分析蔡文姬的形象，来寻找《蔡文姬》创作的动机和主题。是否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发展的轨迹，是历史剧创作艺术真实的重要要求和规律。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不要按照自己意志随便打断和歪曲小说的情节，自己反要跟在它后头，不管它把您引向何方。”中华古代文论里也有“事体情理”之说，即艺术描写要符合对象的运动轨迹，而不可强加于对象。郭沫若的《蔡文姬》就是如此。曹操只是个线索人物，唯有蔡文姬面临命运的选择。这就如同郭沫若自己当年告别日本回到祖国，投笔从戎，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队伍一样。所以，郭沫若的第二种声音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这是可信的。

　　据此，我们对于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的解读，应当是：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历来都具有爱国情怀，当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候，特别是当祖国遭遇到危难的时候，必然会毅然决然地“别妇抛雏”或“别夫抛雏”，返回自己的岗位，为祖国作贡献，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蔡文姬》剧本的主题不是什么“为曹操翻案”，而是表达千千万万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