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路遥——解构小镇青年的精神史 学者探讨《平凡的世界》的审美体验和当代意义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从问世到现在已近30年。这部看上去面貌过于朴素的作品，却显示出了一种超强的生命力——无论是原著还是同名电视剧，都保持着很高的销售量和收视率，这在接受美学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它之所以拨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它折射了怎样的时代问题？作为创作主体的路遥是个什么样的人？《平凡的世界》在接受过程中、在参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近日，本报记者特邀白烨、雷达和张颐武三位学者，深情追忆，理性分析，共同探讨《平凡的世界》的审美体验和当代意义。

　　路遥的孤独和茅盾文学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还在1991年，白烨先生就在《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作为陕西籍的文学评论家，又是路遥的乡党，你本人一直都看好这部小说吗？

　　白烨：因为既是文学同行，又是陕北老乡，路遥是我关注较早的一个作家。我最早的两篇文学评论，其中一篇就是评路遥，题目为《富于个性的艺术探求——评路遥的小说创作》，撰写于1983年，发表于1984年的《文学评论丛刊》。路遥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是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为他赢得更高声誉的，是中篇小说《人生》。我对《人生》评价较高，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把路遥擅长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以高加林的性格矛盾和两难选择，使作品充满了引人深思的开放性与复杂性。

　　1985年前后，路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这时的文学界尤其是理论批评界，掀起了更新文学观念和引进新的方法的热潮，置身其中的我，也开始由注重内容诠释的批评观向注重文体实验的批评观过渡。因而，当1986年读到《平凡的世界》第一卷时，我不禁大为失望，为其叙事的平淡无奇、平铺直叙失望，为其没有在《人生》的基点上继续攀升而失望。于是，在于1987年1月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讨会上，我一言未发，因为要发言一定会是批评意见，我不想给兴致勃勃的路遥当场泼冷水。但我觉得一定要把意见告诉他，于是就用写信的方式列举了《平凡的世界》的诸多不足。很有涵养的路遥回信只说“欢迎批评”，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再看此后的两卷。后来，第二卷、第三卷相继推出，我认真看过之后，感觉很是意外。按常理，长篇系列写作很难做到后来居上，步步登高，但路遥做到了，第二卷比第一卷要好，第三卷比第二卷更好。于是，我接连写了《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两篇文章，既评说了《平凡的世界》“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像，突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又解说了《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充分评价的某些原因与问题所在，算是以评论的方式作了自我反省。因此，对于《平凡的世界》，我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看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你后来拍电报将小说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告诉了路遥……

　　白烨：对。那一届（第三届）评选的是1985年至1988年的长篇小说，而且由于文学的与非文学的原因，竞争十分激烈。《平凡的世界》能不能获奖，路遥心里没底，朋友们也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我记得是在评委们刚刚投完票后，先是蔡葵从评奖会场出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轻声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评上了；稍后，朱寨又出来给我打电话，说《平凡的世界》得票第二高，获奖没问题了。我说，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说还要上报中宣部审批，一般不会有问题。我说，那我就告诉路遥了。他说可以，并请代他们致贺。于是，我即刻从位于鼓楼西大街的单位骑自行车到地安门邮局，兴冲冲地给路遥打电报，记得电文是这样写的：“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贺。”这里的“朱”，是朱寨，“蔡”是蔡葵，“雷”是雷达，“白”是本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是怎样的反应？

　　白烨：据路遥事后说，这个电报当天下午就到了陕西作协，他那天下午在家里坐卧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里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预感可能与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我打给他的报喜电报。他兴奋得要跳了起来，想要找人分享这份喜悦，但那时的作协大院一片寂静，连个过路的人都没有，他只好把这份喜悦藏在心底，独自享受。

　　《中国社会科学报》：雷达老师也在电报上祝贺了路遥，当时你是否参与了评奖？

　　雷达：那一届我不是评委——从第四届开始我才是评委——但我是评奖办公室的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个疑问，都说《平凡的世界》发表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冷遇，可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得票却很高……

　　雷达：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派”、“现代派”等文学思潮大行其道，使得《平凡的世界》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备受冷落——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普通读者对这部小说却相当有感应，尤其是从1988年3月开始，小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之后，听众反响强烈。对此，评委们不可能一无所知，这多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从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成员的构成来看，多是老作家、老评论家，比如马烽、刘白羽、冯牧、玛拉沁夫、孟伟哉、陈荒煤、康濯、蔡葵……可以说，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评论家占主导地位，他们认同路遥的创作理念，对《平凡的世界》赞赏有加，最终把这部作品推上了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

　　生活中的路遥：执着、洋气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眼中的路遥是个什么样的人？

　　雷达：路遥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位很厚道、很热情的陕北汉子，对朋友很讲义气。每次我去西安，他都要请吃饭，而且还要去西安最高级的西餐厅。他谈不上很有钱，但对朋友很大方，那个做派相当豪放，人民币一大叠就那么拿出来。他就是那种人，有钱就花，花光就算。

　　《中国社会科学报》：陕北汉子喜欢吃西餐？

　　雷达：对，好多人都以为他土，其实他很洋气，80年代那个时候他就爱吃西餐，爱喝咖啡。记得有一次我在西安，和路遥一块去贾平凹的家。一进门，贾平凹就笑着说：“我得准备咖啡了。”贾平凹这么说，就是知道路遥要喝咖啡。他在生活上比较西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点倒让人没有想到。那么，他对外国文学了解多吗？是否爱读外国作家的作品？

　　雷达：他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作品，但主要是俄苏文学，他喜欢的是那种诗性的、全景式的文学作品。大家知道，路遥视柳青为文学教父，汲取了他不少精髓，但在小说的写法上，他却更接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外国作家。可见他的文学视野并不狭窄。

　　《中国社会科学报》：网上有文章说，路遥的群众关系不太好……

　　雷达：这不符合事实。路遥这个人有点像柳青的小说《狠透铁》这几个字，狠透铁，是形容个性非常倔强和执着，路遥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政治上的能人，对政治的热情甚至高过文学，对大事小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很有感染力，也非常有势，能影响一大片人，虽然他倔强的个性有时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总的来说他很真诚，朋友也相当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王安忆曾经撰文说，她在陕北期间，每到一个地方，只要说是路遥的朋友，一切都畅通无阻。

　　雷达：对，他很受基层群众欢迎，尤其是《人生》被拍成电影之后，他在陕北几乎家喻户晓。说到陕北，路遥去世的前两年还对我许愿说，一定要陪我去那里玩一趟，尤其是榆林、神木等地，而且要坐火车去，这事他已经说了好几年，可惜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白烨：我感觉的路遥，主要是文学中的路遥。生活中的路遥特别讲哥们义气，爱憎分明，甚至会走向极端；而文学上的路遥，要更为特别，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他视文学为生命，似乎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文学，他在意的和琢磨的，都与文学相关，都是围绕其创作的事情。他的阅读，他的交友，也都是以此为轴心的。还有就是他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或者说是追求文学的理想，特别的强盛，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坚定。他特别注重深入了解生活，充分占有生活，因此，他常年都在农村、矿区浸泡着。为了一部《平凡的世界》，他以最后冲刺的方式去拼搏，这是生命的投入，这件事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

　　路遥的矛盾：酷爱乡土和叛逆思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小说中哪个人物与其本人的气质较为接近，或者说有路遥的影子？

　　白烨：可以说，路遥的小说，大都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因而大致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就小说人物与他的相似度来看，可能《人生》里的高加林更为接近他本人一些。《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可能不够安分的孙少平有他更多的影子。路遥不是一般地描人物，而是旨在揭示生活的艰难、命运的磨难。一般说来，创作者是生活的观察者，也即旁观者。但路遥与此明显不同，他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而且是生活的体验者。写别人与写自己，在他而言是难以分割，浑然一体的。因此，他从写作姿态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极为强烈的参与性，乃至鲜明的半自传性。

　　雷达：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外在的贫困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平凡的世界》开头打饭的那一幕，可以看出主人公的那种困境和敏感自尊的心理，这些细节或多或少都融入了路遥本人的经历。有意思的是，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吃的是窝窝头，卖的是苦力，却看的是《参考消息》，向往的是联合国的讲台。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就说，“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

　　高加林和孙少平确实更接近路遥个人的精神史，他们都有强烈改变自身处境的欲望。从高加林身上，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现代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平凡的世界》则体现了路遥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赞美中国农民的坚忍、温厚、善良和博大；另一方面，他笔下的主人公又有一定程度的野性、叛逆和不安分，那就是要改变命运，不走父辈面朝黄土地的老路。这两种理念常在他脑子里打架。于是作品中出现了少安和少平两个主人公：前者更多代表了固守乡土的传统农民，后者代表了新时代的梦想者，兄弟俩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面，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有关报道，《平凡的世界》读者群的主体是底层平民，尤其是普通的乡镇青年，三四线城市的青年……

　　白烨：这确实是有其内在缘由的。首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为城乡交叉地带的底层青年描形造影和代言请命的，所以，有这样的背景和经历的人们阅读作品，都会感觉不隔和亲切，并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其次，作品在孙少安、孙少平这些主要人物的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与奋斗、情感与追求，在他们历经挫折而不悔、历遭磨难而向前的人生历程与精神追求中，带有很强的感召性与励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生活教科书的功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作品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讲述时代新人的故事，读来也容易进入，读了比较感人。

　　张颐武：《平凡的世界》今天的读者，依然以普通的、乡镇的、三四线城市青年为主，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基层青年的成长与梦想，与《平凡的世界》里描述的主人公的奋斗历程，有太多相似性。所以他们看《平凡的世界》时，代入感很强，几乎把自己当成了主角。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轻人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从底层向上奋斗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平凡的世界》里所写到的城乡差别、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差别都是异常真实的，小说所表现的底层青年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和坚韧的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格外真切而具体的，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

　　小镇青年的城市梦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评论家将方方在201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同《平凡的世界》对照阅读，解读小镇青年的奋斗史，并探讨时代如何对待年轻人的城市梦。在路遥的笔下，孙少平、孙少安等人在致命的挫折和严酷的现实面前，还是张扬了非凡的精神和坚韧的个性，而方方笔下的涂自强，一个从山沟里考上大学的贫寒农家子弟，奋斗了却没有出路，最终自杀身亡……

　　白烨：不同的作家对于社会与人生有不同的观察与体味，各有各的合理性，各有各的价值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但文学不是生活本身。从生活现实来说，从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可能成功者不少，不成功者更多，时势造就的英雄更是凤毛麟角。但从文学反映上来说，创作既要出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要通过文学的故事与艺术的形象，给青年读者以力量，给青年一代以希望，要以自己的方式传导正面的向上的能量……

　　张颐武：我认为涂自强这个人物没有什么代表性。现在小镇青年外出奋斗，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超越，有人沉沦，这都很正常。但如果要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底层开始奋斗的青年反而更加前途渺茫，绝对不是这么回事。难道说路遥那个时代就比现在更好吗？连户口都卡得那么死，更别说机会了。现在这个大时代才真正给了年轻人很多机会，只要有一技之长——我说的一技之长不是学历，只要有真本事，比如你会写软件，会写网络小说，等等，随便一个小镇青年到北京来，都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当然现在想要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很难了，到处都竞争激烈，但竞争也让有真本事的人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的小镇青年来到北京，后来还当了导演……

　　张颐武：这种奋斗成功的例子其实不少。比如中国本土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都是他的粉丝。而方方笔下的涂志强，缺的正是一技之长，另外他追求的是现世安稳，在这个剧烈变幻的时代求之不得，便有很深的挫败感。但这个人物只是个案，是扭曲的反映，绝不代表主流。总之，不管是小镇青年，还是大城市的青年，都有很多机会，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你要搭上车呀！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那个时代和今天的时代，城乡落差有何异同？

　　张颐武：在路遥的那个时代，城乡落差更多体现在经济的贫富上，而在今天，虽然在经济方面仍然存在落差，但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文化上。因为一部分农民及农民工的收入，已并不比城市白领差，有的甚至超过了白领。但他们在文化上依然处于弱势，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化上不自信，还是觉得自己是乡下人……

　　张颐武：互联网虽然造就了社会的扁平化，将信息拉平了，但是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这种文化上的落差还是相当明显的，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落差。从文化空间看，大城市有高水平的音乐会、先锋话剧、小剧场，有国际性的画展，等等，这在乡镇不可能看到。在时间上，时尚潮流、生活方式总是先在大城市流行，当中小城镇以此为参照系仿效起来，大城市早已不流行了。除了总也跟不上之外，小城镇由于人际关系比较紧密，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个性得不到张扬，会感到闭塞和压抑，相对于大城市包容、宽松的环境，心理上也是有落差的。所以，《平凡的世界》特别能够引起那些经济、文化尚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共鸣，因为它寄托了普通城镇青年希望跨越乡村和城市之间那巨大沟壑的梦想。

　　这批新读者、新梦想者，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后备军。未来的中国，随着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发达，尤其是城乡一体化之后，两者间的文化差异会逐步缩小，并且最终和谐、美好地融为一体，到那时，《平凡的世界》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它所铭刻的历史，它所凸显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仍会让人记住。

　　◆采访手记◆

　　现实主义得与失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感雷达先生是一位热情而睿智的长者。作为路遥的好朋友，他为其英年早逝扼腕痛惜，又为其今天仍被人们以持续阅读的方式念叨着、惦记着、怀念着而深感欣慰。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时是在1985年到1988年前后，正是中国文坛借鉴和实验现代派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据雷达先生回忆，当时的理论批评界几乎是“一边倒”，对路遥和《平凡的世界》是轻视的。雷达表示，文学家的眼光和读者的眼光错位，这并不奇怪。但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一边倒”？路遥也读新潮作品，但他认为最能影响读者和最有价值的还是现实主义。事实证明他的坚守是有意义的。“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路遥热’的氛围下，我们切不可走向另一种极端，即用对现实主义过分的赞扬和拔高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

　　记者还与学者白烨共同探讨了《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的得失。白烨表示，从艺术上看，《平凡的世界》长与短、得与失，都在于路遥所持有的现实主义方法上。“直面现实的姿态，平铺直叙的叙事，使得作品在生活层面上联通地气，葆有生气，在故事层面上令人疾读，引人入胜；但写法上过于老套，偏于平面。就含有的精神内力与蕴含的审美信息而言，可能在复杂性、丰厚性与新颖性上还尚嫌不足，读起来给人有一览无余之感。”他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写法，更接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柳青，在80年代之后比较少见。但《平凡的世界》的常销不衰又向人们表明，这种写法不仅依然有效，而且还很有读者，广有市场。这从另一方面表明，柳青与路遥式的现实主义文学，依然葆有自己的艺术生命力，拥有大量的文学读者。

　　张颐武关于城乡落差的观点激发了记者对此作进一步的挖掘，使得我们的话题有了更多的延伸和想象空间。在他看来，《平凡的世界》是中国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化尚未完成时期最后的重要作品，它既有“纯文学”的反思和审美，又具有“通俗文学”的激励和投入，所以，直到“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已经有了明确分野的今天，它还能够横跨这两个平行的文学潮流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部小说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对社会进行深描，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重，就是过于用力，还有就是太平铺直叙，现代小说中的一些复杂技巧用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