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主办的“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学术交流会在清华大学举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Masahi ko Aoki）分别就世界主要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的演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1年与2014年，福山分别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专著。交流会上，福山概述了这两部著作关于政治秩序的框架问题，分析了政治体制的三大要素，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之间的关系。福山以“平衡政治系统”（a Balance Political System）为主要内容，分析了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国家政治机构和组织的重要观点。福山援引并分析韦伯的观点表示，国家权力应保护社区免遭外界的侵害，并服务于公共利益与公共服务。他还分析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提出前者是用法律来治理，法律则由主权实体制定；后者则是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法治的根本在于限制权力，确保国家在行使权力时，能够保证大部分人的利益。

　　福山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历史，如英国、德国、美国的政治、法律与现代化国家的关系。他表示，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历史，其政治体制的形成不同于其他国家，适合每个国家发展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不尽相同，历史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针对美国，福山认为，从历史来看，美国的确有比较强大的民主与法治基础，但国家能力软弱，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制衡出现了僵局，从而造成了一种政治秩序的失衡。福山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在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三大要素之间寻求平衡，三者之间应该相互制约。

　　针对中国问题，福山认为中国“第一个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非父权”制度下的现代国家机器。他梳理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诞生的原因、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到了中国文化对国家法制体系的影响。福山认为，西方学者可能并不真正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古代历史及其政治文化。他说，中国文明的特点形成于历史中，儒家为学术的建立、君子文化的建立，以及统一语言文字等，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此外，福山还从社会学角度对世界各国的诞生形态、国家战争产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体系和法制形态进行了客观分析。

　　青木昌彦现为清华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其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包括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对制度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现在为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最早就是青木提出的。青木对公司治理提出了重要建议，认为公司治理应该进入法治轨道。

　　青木从比较经济学角度做了大量研究。他说，当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或者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新常态”。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影响着对于公司治理的理解。“新常态”下，有三个经济改革支柱：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的专业化改革以及通过国家基金的建立进行社保等制度的改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