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其审美化的独特形式承载着深邃的民族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感，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民族立传。文学的艺术追求只有融汇在民族、国家的发展洪流中，才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历史中的复杂演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认识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的生动案例。为此，我们邀请几位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中外专家就此阐述看法，以飨读者。——编者

　　经典文学转变西欧对俄印象

弗谢沃洛德·巴格诺/文 刘文飞/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国家在其他民族心目中的印象之形成，往往依靠文学。比如，我们大多数俄罗斯人是通过中世纪的中国诗歌、日本诗歌、波斯诗歌、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才形成了对中国、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的明确认知；通过塞万提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等人的作品才获得了关于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明晰概念。

　　在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文学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19世纪末，西欧对俄罗斯的认知发生了新的变化，态度由怀疑、谴责和审视转变为好奇、同情和叹服。于是，一些最早注意这一变化的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俄罗斯长篇小说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随着伟大的俄罗斯长篇小说被译成西欧诸语言，矫正了西欧社会舆论对俄罗斯的印象。俄罗斯当时被视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此类国家之一，这些国家不是仅向其他民族索取，同时也能给予，能奉献出新的精神、思想和美学坐标。另外，对俄罗斯的多元态度取代了先前的纯“政论”态度，“艺术”和“精神”因素自此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可以说，俄罗斯文学之于俄罗斯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使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依赖外国的政治家、政论家和旅行家的“他者化”解读，也取决于俄罗斯人的自我塑造，即便是那些在自己的创作中对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加以变形的作家，亦如此。在外国人关于俄罗斯的印象中，文学以及创造出这一文学的人时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个国家的伟大使命可以在其小说家的天赋中“被读出”；抑或相反，那些能透过局部窥见整体的人则断言，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俄语小说在境外的第一批内行读者和爱好者肯定会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的艺术图画，而非现实本身。不过这幅艺术图画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人民的概念。

　　小说是第二现实，但在第一现实缺席的情况下，小说也能发挥第一现实的功能。毫无疑问，对于千千万万从未到过俄罗斯的人而言，俄罗斯古典文学至今仍是他们了解俄罗斯的主要渠道，仅次于大众传媒。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目中，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基本上在继续塑造正面的俄罗斯形象。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

　　俄罗斯文学创作亟须寻找新形象

　　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文 刘文飞/译

　　历史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文学亦可为民族创造共同的记忆。文学为一个民族创造了同一个语境：共同的场景、题材和主人公。这个虚构语境的重要性，不亚于使民族获得同一性的历史语境。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可能成为“实有其人”的民族英雄，比如瓦西里·焦尔金和保尔·柯察金。文学之于民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毫无疑问，民族文学的繁荣，也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

　　要理解传统俄罗斯文学绕不开东正教。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人们意识到，世界上有远比人更重要、更崇高的存在，比如上帝、艺术和道德。人们深刻地体验到了与这些崇高存在的关联，并视之为生活的主要内涵。传统俄罗斯文学描写的就是精神体验，是弱势的、肤浅的主人公在苦难的磨砺中走向高尚的蜕变。

　　然而，传统俄罗斯文学中强调受难与精神救赎的宏大主题在当今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浪潮中遭到消解。全球化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人自身才是最重要的，人及其权利是最为重要的。在传统社会中，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如书籍和机床；而如今，人的价值却取决于他消费的东西。在我看来，当今俄罗斯文学的主题多是仅仅局限于自我的人之孤独。

　　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一大主题是捍卫“被侮辱和被欺凌的人”。列夫·托尔斯泰曾写道：“世界的前行仰仗受难者。”当下，俄罗斯作家依旧站在“小人物”一边。但与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不同，当下的人们认为，苦难自身并不能推动进步。国家与个体间的理想关系即以平等的责任作为前提。如今，俄罗斯文学正在寻找新的正面主人公，即积极、有力的个体。

　　　（作者系俄罗斯著名作家）

　　俄罗斯文学能否重新主导民族思想

　　伊戈尔·沃尔金/文 刘文飞/译

　　对于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而言，文学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从俄罗斯“大历史”的构成中抽去那些优秀作家的传记以及他们的作品，这部历史便不再是一部俄罗斯的历史，而可能会是另一个国家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作用下，某些虚构的文学情节（如娜塔莎·罗斯托娃参加的第一场舞会、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决斗、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等），在社会意识中均被视为实在的民族生活史实。

　　事实上，与中国文学相比，俄罗斯文学还相对年轻。俄罗斯文学的迅速发展期还不到两百年。但自从出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文学几乎成了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唯一领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因素。这使俄罗斯文学的存在本身获得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智性张力，在实际上承担起了“表述”各种重大民族问题的重任。

　　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有过一句名诗：“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这绝对吻合19—20世纪我们的文化现实。以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家为例，除了那些杰出的艺术长处之外，他们的创作还具有伦理极端主义的特征。对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仅有文学往往还“不够”。他们还试图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建立起新型的相互关系。他们试图将日常生活和生活的理想意义融汇成一道洪流，并使这种意义成为全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改变存在的构成，构建新的生活。

　　我们要公正地指出，作家成为思想主宰的这种状态在整个苏联时期也程度不等地广泛存在，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优良传统都在苏联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特瓦尔多夫斯基、扎博洛茨基、特里丰诺夫等均与我们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联系紧密。

　　如果说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文本为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那么，近二三十年的俄罗斯文学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的甚至是相当突出的成就，但毕竟未能成为某种具有影响力的历史生活因素。国家不再是诗歌和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曾经的各种社会理想遭到质疑，重新构建的国家体制的最高目标尚不确定。社会意识的危机自然会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反映。当代文学似乎既未充分回报自己的艺术选择，亦未完全呼应精神的选择。可以说，我们的当代文学还在路上，其结局也相当难料。

　　文学能“回归”其先前的位置吗？也就是说，它能再次作为民族的主导思想而存在吗？抑或，它的这一属性将永久丧失，在当今“不断进步的”文化社群中仅仅像是一个落伍者？这一切均取决于社会自身将向何处发展，它最终将认同何种价值等级。叶夫盖尼·扎米亚京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就是她的过去。幸运的是，他的预言并未应验。我们希望我们的精神忧虑也不会应验，希望我们也能像古代的犹太人那样，无愧于“书籍民族”这一称号。

　　（作者系俄罗斯著名作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俄罗斯文学助推文化崛起

　　刘文飞

　　1846年，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曾发出这样的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应该注意到，在果戈理说出此话的19世纪中期，彼得大帝关于俄罗斯“西化”的改革早已完成，叶卡捷琳娜的扩张政策使俄罗斯的版图急剧扩大，亚历山大的军队更是开进了巴黎，可俄罗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纳为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平等一员。

　　直到30多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果戈理的预言方才应验，因为恰在此时，在普希金的诗歌、别林斯基的批评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继面世，这些伟大而又完美的艺术作品使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并进而意识到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艺术创造力和俄罗斯文化的伟大。

　　18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洛夫这两位俄罗斯作家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人迫不及待地就刚刚开始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换看法。“很少兴奋”的冈察洛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绪激昂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在他们那里，在他们最近几年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里有能与此并列的作品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此后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一文中转述了冈察洛夫的意见，并进而写道：“在这个我自己也赞同的判断中，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一点是，针对欧洲的这一见解，恰好与当时许多人自然产生的那些问题和疑惑相关。此书在我眼中很快成为一个可以代替我们向欧洲作出回答的事实，一个可以让我们展示给欧洲的梦寐以求的事实。”

　　《安娜·卡列尼娜》如同在此之前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等俄罗斯文学作品一样，不仅是文学巨著，同时也是俄罗斯近现代文化崛起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罗斯形象的形成过程中，以《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作品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创作，以及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880年6月6日，在普希金诞辰81周年之际，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在莫斯科市中心隆重举行。这场典礼成为俄罗斯历史上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当时两位最著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幕典礼上先后发表的演讲，更是成了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名篇。屠格涅夫在演讲中称普希金为“俄罗斯第一位艺术家和诗人”，他动情地对听众们说：“希望这座矗立在古都中心的气宇轩昂的铜像光芒四射，并向一代又一代未来的人宣告，我们有权自称为伟大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诞生出了这样一个人！……我希望我们的每个子孙都将怀着崇敬之心在普希金的铜像前停下脚步，同时理解这种崇敬的含义，并以此证明，他已像普希金一样变得更具有俄罗斯人的特点，变成了一个更加文明、更加自由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讲中更是指出，普希金第一个天才地再现了俄罗斯人的灵魂，完美地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所独具的呼应世界、宽容一切的能力，这样一位“全人”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成熟。普希金纪念碑在俄罗斯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普希金文学史地位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成熟和崛起，标志着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使命感的形成。

　　文学能对一个民族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从普希金起至托尔斯泰止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提供了最为出色的例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